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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：《病中集》、《探索集》（香港三联）
认识巴金先生是很遥远的事了。
那时我们正发着作家梦，班上的同学看到北大同学出了本《红楼》文艺杂志，我们没钱出纸本，就出墙报式的《雨后笋》。请徐震锷老师写了刊名,会画画的同学王维宜负责装饰、插图，同学稿经同学选出的编辑处理后，全贴在一个大黑板上，诗、散文诗、寓言、散文、短小说、文学短论，还算多样。一切做妥帖了，就摆在文史楼前，出版了。反应奇好，一本挂在黑板上的小本子，读者写了不少鼓励的话，丽娃河西的外语系和理科同学，还要求摆到河西去。编辑中有沙叶新，我，大概七八人，有两个已下世了。
就在那年，沙叶新在《萌芽》上一下子发表了两篇小说《老鹰篮球队》、《美国剧院的悲剧》，我的一篇已三校，清样也寄来给我校看过了,且决定下期发表。最后到老总那级给撤下了，理由是杂志出口，怕给人“输出革命”的口实。我写的是马来亚抗日军后代的故事。到第二年才在《少年文艺》登了篇小说。之前，有次中文系秘书把我叫去，秘书告诉我：“你投给新民晚报的稿，报社决定要用，要系里出示作者的政治面貌证明。我已去信了，说你没问题。等着收稿费吧。”秘书好像也很高兴，总是笑着跟我说话。我才知道稿要发表还有政审作者这回事。
大概是1958年，沙叶新和我成了《萌芽》的“培养对象”，有活动就寄信来叫我们参加。
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，上海作协办了个“作家见面会”,我俩都给邀去了。现在留下印象的作家，只有巴金、魏金枝、胡万春。他们每人坐在一张桌子前，桌上还放了座台灯，像一个个看相的摊位。我们一见到巴金就拥了过去，问好之外，还说些什么一点记忆也没有留下了。留下的只是当年的兴奋，和拥来拥去的人群的情景。
“文革”期间巴老被批斗，始知他有30多万存款，是一个不拿政府工资的真正作家。
1984年10月,巴金先生来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。那几天香港报纸热闹了一阵。马国亮先生是巴老的老朋友，时已移居香港，任《良友》画报顾问，他和巴老约定23日下午去中大宾馆拜访他，《良友》准备做报道。我当时是执行主编，带了摄影记者同去。中大宾馆宽大敞亮的厅里，随巴老访港的李小林、陈丹晨亦在座。那时大陆气候还是乍晴乍寒时节，我问了些较尖锐的问题，后来听说陈丹晨颇有微言。这次探访，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了不少照片。现在回看照片，还真有一股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戆气，失礼得很。
巴金先生为每人题赠两册香港三联刚出版的《病中集》、《探索集》给我们。用圆珠笔题上：赠××先生/巴金/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三日。字写得很轻，颇小。若不是巴老写下的日期，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的事了。
年轻时看过他不少小说，有的小说还带点洋味。最喜欢的不是他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而是他的《春天里的秋天》，可能与这部小说的背景是厦门鼓浪屿有关吧。
董桥：《这一代的事》（圆神）、《从前》、《小风景》、《白描》、《记忆的脚注》、《甲申年纪事》、《故事》（牛津）；台湾远流版《天气是文字的颜色》等六册。
《明报月刊》在我来港不久就爱读，曾到旧书摊搜集了不少往日的旧刊。胡菊人与董桥任主编时，几乎期期都买来读。后来因搬家全丢弃去，现在仍觉可惜。
认识董桥是任明报出版社经理的哈公介绍的。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稿，他可介绍给《明月》，正好我有篇写金石家吴颐人的稿，径去写字楼找他，他即介绍我给董桥，那篇稿也刊发了。初见董桥，觉得他有些内向还带点羞涩。大概是1985年，我们相约在铜锣湾的印度尼西亚餐厅午饭。谈到他的文章，我说他用词造句受明小品的熏染，他说：他更多是受英国小品的影响。还说：掌握好一门外语，回头再读中国典籍，就有新的感受。但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这句话：“每篇文章都改了六七遍。”
这是我认识他外冷内热的一面。
他送我的第一本书是《这一代的事》。《双城笔记》是他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书，早已绝版。1995年，书店“小说精品店”（今改名铜锣湾书店）开业，一日与陶然、梅子闲逛，上得楼去，见一叠《双城笔记》，买得回来，禁不住写下“偶遇于小说精品店，爱而购之”，寄给董桥要他题几个字。寄回时，他题了“少作教人脸红，深悔当年眼低手低；古剑兄竟将之出土，不敢不认，聊题数语，以志污点。”自谦而幽默。加上牛津版的《伦敦的夏天等你来》、《保住那一发青山》、《没有童谣的年代》、《回家的感觉真好》，惟缺一本1982年素叶版《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与胡须丛外》。今年在老友叶辉书架上得见，欲讨来占为己有，他亦慷慨赠与，不亦快哉，快何如之。
董桥的随笔我喜其精致，用词运句之精巧雅驯，比喻之尖新，取题典雅别致。用散墨、眉批古语词汇为辑名，有惊艳之喜，带出新鲜感，渗出一缕缕书香。最为惊动文林的是他以武侠小说笔法，写中英谈判的“编者话”，独创一格，义隐而情深，引来一片好评。
校友王璞初来香港，曾向我打听香港哪些人的文章好，我首个推荐的就是董桥。我说：他的文章很“文”。这已很足够说明他的特色了，文采，文人气质，文质佳妙。
董桥走入大陆读书界，罗孚于《读书》上发的《你一定要读董桥》一文，居功至伟，随后是陈子善。大陆出版董桥作品集，少说也有六七本，读者甚众。若其文字不好，上帝推荐也难见其效的。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《故事》，初版二万册，未逾90日，已再版上市。再上一本《旧时月色》（选本），据编者胡洪侠告知，已印六七万本。羡慕是羡慕不来的。
他的书可谓享誉两岸三地。两岸以其为硕士、博士论文的，也不少见。
董桥赠书给我，都题上数语，尤可玩赏，录一二供同好欣赏：
《小风景》题：“放翁诗云：人间万事消磨尽，唯有清香似旧时。此书文字风华消磨尽，只有那几十幅丹青堪供古剑老兄消闲。”
《白描》题：“文似看山不喜平，友如作画须求淡。上句说《白描》不足为贵，平平无山也；下句说文人要不相轻，交情应如淡墨，不漫不漶，千秋常新。古剑以为然否?”
不录了，文人意趣尽在其中，多则无味，正如粤语所云：少食多滋味。
林海音：《剪影话文坛》、《家住大书坊》
林海音送过我不少书，一是送走了，一是我自作孽，毁了。因替香江出版公司编一册《林海音散文》，当时太忙，更没时间去影印，就把她的三本书肢解了，取出所需，余骸就丢去了。她的一些小说和其它台湾书后来都送给了《台港文学选刊》。
林海音是我接触过最让人感到亲和的作家，热情细心对待每个人，对着她你只会感到亲切与和善。
和她认识有点偶然。一天在中大任教的画家刘国松约我上他家吃饭，他家来了位居美的超写实派画家夏阳。回程时刘要我带夏到铜锣湾的柏宁酒店，见他的婶母林海音和夏承楹――他们来港开中文报业年会。到了酒店，她见我是《良友》的，即问：“是以前上海的《良友》吗?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得到肯定的答复，她更来劲了，拉我过去见她先生，指着他对我说：“他们兄弟俩的花样滑冰照片上过《良友》，一大版。”最后她又提出：“你能复制一套胶片给我们吗?”我说：“可以，马国亮先生一定有办法。”
以后她收到胶片,一再表示太高兴了，还收入他们的书中。是的，这牵回多少前尘往事，那些在北京的青春岁月啊。
我最早读到她的文字，是台湾联合报上她的专栏连载“剪影话文坛”。每晚发完稿等看大样的间隙，就看她的专栏，对她交游广阔和台湾文坛有所了解，对她已不陌生。
友谊就这样开始。我首次去台，她约了一些作家和我吃饭。事前，先来电话把名单念了一遍，又问了一句：“有不适合的吗？”没有――她担心有些人我不喜欢，坏了气氛，然后再问了一句：“你还要请什么人吗?”她就是这样细心，所以她请客的场合，都是皆大欢喜。她在台湾文坛广受尊重，人人称她林先生，她的家就是台湾半个文坛。这次她送了不少书（还有其他朋友），上飞机行李超重，还补了钱，但收获了友谊。
在《良友》出她的专辑时，我写了篇《杂写林海音》,自己觉得写得不好，自己撤下；约另一个人写，看了稿也不觉得好，只好上。后来我那篇文章收入《梦系人间》一书，寄给她。她看后说，很好啊，你为什么不用呢。
林海音年轻时是个美女，年纪大了，变得富态了，仍称得上美。女人都爱美，林也不例外。也是那一次去台北，她请了几位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、应凤凰数人和我去广东酒楼饮茶（林曾出钱给上述数人出版《文学史料》杂志），我要给她拍照。她笑着说：“不要拍正面，不好看，稍微侧点好看。”她就这样率真。
回港后,还来通道歉，说因太忙，只见了我两次。
说她率真,还有件事可记。我要给他编散文集的事传出去，有家出版社找上她，也要给她出书。她不客气地回绝，要我对那人说：“我不知你是谁，我的书不是随便给人出的。”把人家打发走了。北京某机构出版系列台湾文学作品，请林做顾问。她回信说，我不做光头顾问，既做就又要顾又要问。她是这样的人。
她来香港指定要看大陆电影，我联络到发行大陆电影的南方公司，在试影室满足了她的好奇。第二年来港,她就倒霉了，住在九龙的青年会旅舍，被小偷光顾，不见四千多美元，报了警也没结果。但看大陆电影的热情未减，还带来另一女书法家董阳孜和画家陈其宽。林与陈都喜欢拍照，还教我随身带个相机，把有意思的东西拍下，留作纪录。可惜我未听教，很多场景就从脑中消失。有张在南方公司看电影的照片，还是陈画家寄来的，不然也记不起当时是些什么人了。
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，是与九歌、洪范、大地等齐名的出版社。她的主要助手夏祖丽移民澳洲，她也年纪大了。结束出版社时，她把版权还给作者,把余下的书送给作者，愉快地谢幕。她这一生是快乐的。
台静农：《大千居士临瘗鹤铭》
《瘗鹤铭》是镇江焦山栈道岩上的摩岩石刻，后因山石崩塌落入河中，至北宋才发现，但已残缺，不知何人书。其书法备受推崇。黄庭坚评为“势若飞动”、“大字无过《瘗鹤铭》”，明代王世贞曰：“古拙奇峭，雄伟正逸,固书家之雄。”
2006年与同学游扬州、镇江。一日游焦山碑林，见墙上贴着数方不规则的石刻，是《瘗鹤铭》塌落河中的原刻，举起相机拍了数张，从荧屏上看并不清晰，很感遗憾。后在小卖部看到一册鹤州本/水前本的《瘗鹤铭》，购回作纪念，亦想回来后与张大千临本对照。
台静农与张大千交厚，大千居土将第六次临本送给台先生。台先生将其印行。
1987年我二度赴台，出版家何恭上领我去拜访他。那时他还住在温州街的日式房子里，天井有大水缸养着莲花。跨过天井，就是朴素的客厅，一张大桌，左角乱叠了书刊和笔筒里大大小小的毛笔。进去时他正在看香港的《大成》杂志，我还瞥见放在书籍上一幅饶宗颐的画。
我递上名片和上海书画家吴颐人的一幅汉简书法，就闲谈起来。谈些什么已不复记忆。
临辞去前，他取出一册《大千居士临瘗鹤铭》，在内页用毛笔题上“古剑先生存赏/台静农敬赠/丁卯初夏”。
这是我所藏台先生的书和字，很为珍惜。
这次倒记住了拍照，一张他叼着香烟题字，一张他手托下巴听说话，神情自然。当然还得感谢出版家朋友，为我和台先生拍了两张合影：一在室内，一在大门前。
他逝世后在报道中知悉，台先生一直珍藏着陈独秀的手迹，所幸那里没有抄家，此文物才得以保存。他那份对友人的牵挂也是感人的。
回家后，拿出大千居士临本与鹤州本/水前本《瘗鹤铭》对照着读。张大千不愧是大家，临得神采奕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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